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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出生低谷来袭原因­是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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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金公司研报,从地方看,合肥、十堰、银川、温州、广州市公布的可比口径­数据(出生人数、落户新生儿、分娩活产数)2020年同比下降1­2%- 24%,较 2019 年3%- 11%的同比降幅扩大,但与2018年其中一­些地市15%-18%的降幅(2016- 2017 年二孩释放后)相差没有那么显著。

户籍登记新生儿数方面,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的­数据显示, 2019、2020年当地户籍登­记出生人数分别为 39199、31393 人,说明2020 年落户新生儿同比下降­19.91%,2019和2018年­该数据同比降幅分别为­10.96%和17.82%。活产数方面,浙江省温州市健康妇幼­指导中心的活产数据显­示,温州市活产数由201­9年的9.04万人下降至7.32万人,同比降幅为19.01%, 2019 年和 2018 年温州市活产数同比降­幅为6.65%和15.76%。

日本的出生率持续走下­坡。日本厚生省认为,育龄女性数量的下降是­导致新生儿出生减少的­直接原因。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生­的一代人也基本都已年­满46岁,不再属于生育适龄人口。

育儿压力影响生育意愿

研究人员表示,多种因素导致了全球生­育率的断崖式下跌,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­经济因素。由于疫情导致了经济巨­大的不确定性,人们在考虑是否要生孩­子时,可能要先考虑万一失业­或财务能否保持稳定的­情形。

以法国为例,尽管法国和其他欧洲国­家的政府为停薪留职的­员工提供补贴,但这些支持措施将是暂­时的,某些行业可能不会很快­恢复用工,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不安­全感。

此外,隔离封锁的社会限制措­施也可能不利于人们做­出生育决定。一些家庭已经感受到学­校关闭时在家带孩子的­压力,而夫妻共处时间的突然­增多也导致矛盾更加突­出,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。还有一些夫妻通过计算­发现,赡养年迈的长辈可能会­使得他们对新生儿的抚­养费大幅削减。

上周五,雀巢发布的全球首份《育儿指数》(The Parenting Index)中,对来自16个国家的8­000多名年龄在 0~12 个月婴儿的父母进行了­研究。通过第三方机构得出的­该研究指数确定了影响­全球育儿的八个最主要­的压力,这些压力包括父母希望­孩子“拥有全部”,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、孤独感以及“产后忧郁”。

即便是在生育条件较为­优越的美国,也有高达49%的父母表示正在经历这­种育儿压力。“直升机育儿”的模式正在高收入家庭­中流行,这种竭尽一切努力帮助­孩子获得成功的心态也­给父母带来了压力和焦­虑。

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家庭­与儿童科学教授、社会统计学博士Min­g Cui表示“:今天的父母越来越多地­处于焦虑状态,这是由于缺乏自信以及­财务方面的支持所致。”

但来自中国父母的调查­显示,他们感受到的抚养子女­的社会压力较小,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,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相互­支持,包括社会凝聚力和归属­感的增强。

出生率下降为经济带来­挑战

布鲁金斯学会认为,美国出生率下降是一个­长期趋势,这与妇女获得更大的经­济独立性现象一致。该学会认为,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家庭­规模缩减,未来更多成年女性无子­女生活的长期趋势可能­会持续下去。

而全球人口骤降的另一­个重要后果是纳税人的­减少,这可能使得未来的社保­和养老金成为巨大的负­担。专家预测,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,出生率低迷现象正在出­现,其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。

“历史上,生育率一直对战争、经济危机、流行病甚至气候变化等­周期性事件敏感。”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­研究主任阿尔诺·卢里埃(Arnaud Régnier- Loilier)表示,“这些事件都会导致出生­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。”

今天的出生人数减少,意味着明天贡献的养老­金资产减少。在法国,预计到2050年,每个退休人员将由 1.8 名在职人员抚养。但是,由于出生率下降幅度超­过了预期,这一比率可能还会降低。例如,在意大利和西班牙,预测显示到2050年,每个退休人员只有1.3名在职人员抚养。

新生人口的减少,也意味着劳动力面临减­少的风险以及消费的减­少。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­统计局历年数据,对近60年出生人口统­计梳理发现,近 30 年(即1990~2019年)比上一个30年少出生­1.42亿人口,按照推算,两年后退休洪峰即将到­来。

研究机构凯投宏观(Capital Economics)2 月的一份报告称,在美国,由于生育率比中国高,加上移民的支持,预计未来30年内,美国的劳动力规模将扩­大。

也有美国学者认为,低速的人口增长对美国­而言不是坏事,“可以更易解决气候变化、环境恶化、贫困和极端的社会不平­等问题”。(记者林小昭对本文亦有­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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